張士達、朱梅芳/台北報導

楊德昌雖然以「一一」締造個人成就高峰，在二○○○年坎城獲頒最佳導演獎，更被當年紐約、洛杉磯影評人協會選為最佳外語片，然而這部他最後的遺作，卻從來沒有在台灣上片過，台灣觀眾至今只能從市面販售由外地引進的碟片一窺大師傑作。

楊德昌以拒絕上片的行動向台灣電影環境提出抗議，不惜犧牲自己作品問世的管道，希望讓台灣各界正視國片所面對的問題。然而至今已七年過去，國片仍在為有限的上片管道奮鬥，他的遺作也依然未曾走入台灣戲院。

本屆台北電影節策展人游惠貞表示，她在二○○一年第三屆台北電影節時，原本計畫製作楊德昌專題，沒想到楊德昌不僅婉拒，還很有誠意地約她與當時文化局長龍應台見面，親自當面說明他婉拒的理念。

當時楊德昌表示，他對於自己作品無法排上適當院線並獲良好發行宣傳的現狀，感到不受尊重，對台灣電影的大環境感到失望與憤怒，沒有心情參加電影節的節慶活動。他也對政府輔導國片的輔導金政策並不認同，然而同業都在環境逼迫下妥協爭取輔導金，他只能無奈地孤芳自賞堅持拒絕申請輔導金。

游惠貞至今對他最深刻的印象仍是「絕不妥協的憤怒中年人」。但當時雙方談話後碰巧看到他耐心等公車離去，卻也顯示他私下平實節儉的作風。

楊德昌在驚傳婚變前後遭到媒體追逐報導，以及因外遇而承受不少批評聲浪，也都讓他在創作後期與媒體更加疏遠，拍片都完全秘密進行不受採訪，甚至不時以頗具敵意的姿態面對媒體。

一直到當爸爸後，對外態度才較軟化，「一一」在坎城獲獎也讓他相當開心，此後明顯地心情較為開朗，不再展現拒人於千里之外的態度，但對台灣電影環境的堅持卻始終如一，儘管有片商意圖發行，卻仍不願讓自己的傑作「一一」、「解禁」上台灣院線。

楊德昌的憤怒，同樣也表現在他自己的作品裡。當年在中影擔任製片企畫部副理兼企畫組長的小野認為，楊德昌的電影表達現代人的疏離，在人際關係、婚姻關係的不信任，「現代人活在焦慮中，親子關係、朋友關係都是，有時候家人的關係，也比不上朋友，楊德昌自己就說，他拍的電影一部比一部暴力」。「恐怖分子」是槍擊，「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」最後是大屠殺，「我覺得他的電影反映出他的心靈，在轉變中的社會，他內心焦慮不安、心靈寂寞。」